江生这么一走就是三年，当初他临行前说过，在我高考之前就会回来，我没想到他真会离开那么长时间。

　　这三年以来，我只要一闲下来就会想起江生，整晚失眠，我只有沉浸在题海中，每天累得身心俱疲，才能无暇思考其它。

　　离高考还有一周的时间，课业已经停止，每天只是复习，我突然无休止地想念江生，心里慌乱，坐立不安。

　　三年以来，江生只是前一年时候写信回来，而且他只写给小五，从未写过一封给我。

　　我多么希望能收到一封他专门写给我的信，可他整整两年的时间没写信回来。

　　也许是战事太激烈他无暇写信，也许他写了很多信但是却没法寄回来。

　　我经常做梦收到江生的信，第二天就满怀期待地跑到学校的信箱找信，每一次都期望落空，下一次又满怀期待。

　　江生走的时候刚好十六岁，而我如今都已经十七岁了。

　　我设想过无数种和他见面的情景，我发誓以后再也不给他脸色看，再也不在他面前耍小脾气，无论他变成什么样子，他还是最疼我的那个江生。

　　我每天下午都会跑到学校门口等一会儿，有时看见与他身影极像的人就追上去看看，我知道江生如果回来一定会最先来找我，他会让所有人都知道，江绒的哥哥回来了。

　　我的整个高中基本上没有一个朋友，别人踢毽子跳皮筋的时候我在读书，别人回家帮忙收麦子的时候我在读书，别人吃饭休息的时候我也在读书，我生怕跟不上江生步伐，被他甩得太远。

　　那时候小五也很少来找我，每天也埋头在座位上做习题，他从不在我面前提起江生的名字，家里的活也都是他和母亲在忙。

　　高考的两天前我由于一连几天吃不下饭，在班上晕倒过一次，小五那时候将我抱起来跑到学校的医务室，打完了针后非要拉着我出去吃肉包子，他鼓励我一定要好好考，等江生回来给他一个惊喜。

　　小五和我一样是报考上海国立复旦大学，在当时国内最为顶尖的几所大学之一。

　　考完试之后是六月中旬，由于当时批改试卷和成绩核对都是手写，所以起码要一个月的时间才可以公布高考成绩。

　　那时候高考成绩没法查询，只能在全校的师生大会上由校长宣读，由于大家报考的学校分数线都不一样，所以具体录取与否还要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那一个月的等待时间是煎熬的，如果考不上，就只能复习来年重考。

　　那时候村里还在上学的人只有我和小五，赵大海的成绩向来很差，因为高二时期因为土改下了学。

　　沈阿娘和赵富贵婚后所生的丫丫已经能跑会跳，今年四岁，就连原本三里屯的地痞李星也娶妻生子。

　　李星不知道在哪听了“昊天”这个词，因此给他的儿子起了个名字叫李昊天。

　　那时候李星的父母极力反对，说小孩子起贱名比较好养活，这昊天二字太邪乎，本来名字起高了就不好，更何况名字里还有两个天，更为关键的是“昊”字是日天，在没文化的农民看来是对上天的不敬。

　　李星不管不顾，就觉得这名字牛，他一直都记得当年他的带头大哥赵壮说的话，自古英雄豪杰大都出自屠狗辈，舍得那一身剐，才能把皇帝拉下马，他的儿子李昊天将来势必要搅起一片风云的。

　　李星二十一岁结婚，一晃三年过去，二十四岁的他对打天下的野心似乎有了起色，如今已经成了三里屯村支部的队长，接替了马爱国曾经的位置。

　　由于三里屯地方小，之前乡镇没有规划生产队，所以三里屯一直没有干部，解放军解放北平之后的第二年，土地改革，全国各地人民被划分为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在这场改革斗争中，李星的贡献最大，因此荣升为三里屯的生产队队长。

　　一九二七时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时就进行过一次土改运动，主要是消灭地主平均地权，赵福喜算是个半吊子的读书人，他深知未来的政权革命肯定要对目前天下的土地形式进行改造，因此他早早地就提醒赵富贵每年要将家里的千亩良田逐渐卖掉。

　　赵富贵向来也听赵福喜的话，到了一九四九时，千亩良田被他卖掉了八百亩，剩下的二百亩赵福喜催着他卖，赵富贵不愿意了，那二百亩留着就可以生钱，谁想把自己发家致富保本儿的家底都卖了？

　　再说北平解放之后上面也没有对土地进行改革，再者说他赵富贵从来没欺压过谁，乡里乡亲的有忙他也帮，总不能把他最后这二百亩地给收了。

　　那时候的信息技术不发达，通讯也不及时，其实早在一九四七年的民国后期就有当局对地主的打击，譬如周扒皮。

　　周扒皮原名叫周春富，实际上他并不是地主，因为那时候土地是可以买卖的，谁家有没有钱就看谁家的地多，周春富一生最大的努力就是省吃俭用，永远都不闲着，他永远穿着破衣烂衫，腰间的腰带都是破布条搓成的，他拾得麦子比别人家种得麦子都要多。

　　周春富忙了一辈子把节省下来的钱买了一块又一块地，最终到达了良田二百亩的地步。作为十里八村最有钱的富户，周春富很抠门，就算他有这么多亩地，家里吃了几天的烂粉条他都要晒干了下回再炒。

　　那时地下国军打到了周春富的家乡，发动土改，平均地权，周春富撞到了枪眼上，成了阶级敌人，最终被打死了。

　　后来这个抠门的富户也就成了人人知晓的恶霸地主周扒皮。

　　而这个故事，我是在一九五二才知道的。

　　那时候土地改革已经进行了两年，从五零年开始，到五二年结束，死了数百万的地主和富户。

　　这其中就包括先知先觉的赵福喜。

　　赵福喜早就料到会有那么一天，因此他一直催促赵富贵把地都卖了，赵富贵在这件事情上和赵福喜吵了不止一次两次，直到他们家的高墙被周围的村民重重包围，赵富贵想卖也卖不掉了。

　　赵富贵在浅塘镇说不上只手遮天，但他是个会做人的人，平常没少送钱给镇上的大人物。倒打地主的运动来临时，赵富贵提早知道了消息，因此他想要带着全家逃跑。

　　那时赵大海还在学校就被他喊了出来，但是当他回家收拾行李准备挖开埋在地下的金条时，发现家门口已经被堵住了。

　　赵富贵和赵福喜被同时抓了起来，同样被抓起来的还有地主婆沈阿娘。

　　那时村里人都劝说外村的村民不要抓沈阿娘，外村人不让，两个村的人最终打了起来。

　　这件事情闹到了镇上，得知赵富贵被抓，认识赵富贵的一些人物便出面干涉，但是有上面的明确指示，各村各乡必须要有典型，赵富贵一家在三里屯来说实在是太有钱了，他们家必须要有人担这个责。

　　于是老地主赵福喜终归还是躲不掉这场灾祸。

　　赵福喜临死的时候还一直在骂赵富贵是个畜生。

　　赵福喜本想上吊自杀，但是却被偷鸡摸狗的李星抓了个正着。

　　因为赵富贵一家并不是那种欺男霸女的恶霸地主，尤其家里有个女善人沈阿娘，所以村里的人根本就不好意思聚众抓人，各个城区的地主和富户都是被村民们活活打死的，三里屯的村民下不去手，就一直把这件事情拖着。

　　赵福喜再恨赵富贵，总不能让自己唯一的儿子赵富贵替他死，这么一拖再拖，老迈的赵福喜受不了终日被死亡威胁的痛苦，就在门口绑了根麻绳，想要吊树上死。

　　李星刚好路过把赵福喜救了下来，但是他却不是为了救人，土改的目的并不是要杀地主，而是为了平均地权，村长是个实在人，他下不去手，一直对上面没法交代，直到村长将偷鸡摸狗的李星叫了过去，告诉了李星一些内幕。

　　赵福喜死不死不要紧，关键是赵福喜家里的地。

　　李星将赵福喜绑了起来，召集三里屯的人，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每人必须要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不能某一个人背了这个锅，赵福喜是得死，但是需要被村民们打死。

　　于是凡是三里屯的人，都必须要踢赵福喜一脚，踢了就有地分。

　　年年都收成不好，家家都没有余粮，三里屯的村民都快穷疯了，再者说必须要表明阶级立场，那天所有老老少少都排着队踢赵福喜。

　　我和小五因为上学并未回三里屯，母亲因为在建筑工地盖房子也没在场，她回家后李星登门要求她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让她去踢赵福喜，母亲被李星领着刚走到赵富贵家门口，就看见不堪受辱的赵福喜已经挂在了房梁上。

　　李星大怒，即便是人赵福喜人死了也不能放过，他又召集所有的村民前来，将赵富贵狠狠地打了一顿，打得浑身是血，头破血流，分了他的地，抢了他的粮。

　　因此赵富贵记恨三里屯的所有人，他的地主名头被取消，良田被瓜分，家里的粮食和家具也被哄抢一空，他恨得牙痒痒却无可奈何。

　　赵大海也就是那年下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