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首先是一种声音和形式，其次才是思想。不是说思想不重要。而是如果单是思想。完全可以不选择诗歌。

　　另（2017.12.03）

　　昨天在微信上面读到于坚一则札记，是谈论诗人与诗，以及诗歌何为。读书那会儿，我也曾迷恋过文学已死，诗歌已死的论调，对上帝已死这一哲学命题背后的东西也还一无所知，但是喜欢热闹，喜欢胡言乱语。

　　读过于坚的这一则札记以后，我又重新在想，诗歌是不是真的死了。对于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书店更像是一部活态的文学史稿。我去一个地方，总得去当地大型的书店逛逛。虽然我所去过的地方实在不多，可也已得到一个大致的感觉，像是诗歌真的已经死了。我们是诗国，诗歌也确曾承担过历史，或说我们的民族文化曾对诗歌抱有过如是之希望。可如今呢，朦胧诗之后，书店里几乎不再有诗歌。

　　外国有一个伟大诗人说过一句话，伟大的诗歌需要伟大的读者，或唯有伟大的读者才能够培育出伟大的诗歌，忘了这个人是希门内斯还是谁，另外还有一个诗人，他说诗歌只献给绝对的少数，这个人是博尔赫斯。当然，这些说法，不一定绝对的正确。但可以作为我们对诗歌的思考的一种方式，一个切口。

　　如果照上面的说法再继续往前走，那诗歌之死，就可以置换成读者之死了。不过，诗歌之死，终究是一个假设性的命题，纵然，我们这个时代在诗歌教育，和诗歌美学趣味与鉴赏力的培养方面，是严重滞后的，可诗歌并没有死。诗歌依然在场。它依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处理当下的经验。像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它就直接道出了现代性经验的贫乏和贫乏的现代性经验，更为诗歌的写作开启了另外的一个向度，对诗歌的题材，和表现方式，对诗歌语言和美学趣味，均是兼具破坏与建设性的。

　　08年汶川地震之时，有人延引哲学家阿多诺关于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否可能的论断，说汶川之后，写诗是可耻的。确实那会儿，在浮华的眼泪和肤浅的悲伤底下，有过许多可耻的诗人和可耻的诗歌，是杂耍似的小丑的可耻表演。但也有一些不乏良心与真正的诗歌品质的诗作，比如诗人躲渔写下的这些诗句:“夜，我必定也是/轻浮的，当我写下/悲伤、眼泪、尸体、血，却写不出/巨石、大地、团结和暴怒/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今夜，人类的沉痛里/有轻浮的泪，悲哀中有轻浮的甜/今夜，天下写诗的人是轻浮的/轻浮如刽子手/轻浮如刀笔吏。”以及王家新的《人民》一诗（见图），都有见证、悲悯、关照和反思。诗歌非但没有死，在这众神消隐之晦暗时刻，我觉得恰恰是该它出场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