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冉（别名：魏厓、魏焻），号曰穰侯，战国时秦国大臣，宣太后异父同母的长弟，秦昭襄王之舅。他拥立了秦昭王，在秦国独揽大权，一生四任秦相，党羽众多，深受宣太后宠信，曾保举白起为将，东向攻城略地，击败“三晋”和强楚，战绩卓著，威震诸侯，后被秦王罢免，“身折势夺而以忧死”卒于陶邑。
虽然最终因政治斗争被秦昭襄王、范雎赶出关中，但魏冉并不是个“反派”；相反，他是个既有态度、又有能力的出色政治家、军事家，为了秦国的发展壮大，他任劳任怨、甘当“工具人”，在政治、军事以及人才举荐方面都做出了杰出贡献。
公元前307年，秦军攻破宜阳，周王室门户大开，秦武王终于见到了自己惦记许久的“九鼎”。但常言道乐极生悲，秦武王随后在举鼎时失手砸碎了自己的右脚，当夜便伤重而死，年仅22岁。
由于秦武王无后，他的弟弟们发起了激烈的王位争夺战。秦惠文王（秦武王之父）的嫔妃芈八子经过一番努力，成功把自己在燕国当人质的儿子嬴稷迎回秦国、当上新一任秦王。
作为来自楚国的“外人”，芈八子依靠的是以血缘关系打造的“团队”：同母异父的弟弟魏冉，同父同母弟弟芈戎，以及另外两个儿子高陵君、泾阳君。
其中，魏冉的才能、履历最为突出，早在秦惠文王、秦武王时期就已经崭露头角。特别是作为秦武王名义上的舅舅，魏冉与其年龄相仿、脾性相近，都豪爽勇猛、铁血尚武，而且精通兵法、喜好打仗，所以在当时就担任了重要军事职务。
因此，依靠舅舅魏冉，原本处于劣势的嬴稷成功逆袭夺位。史书称，“武王卒，诸弟争立，唯魏冉力为能立昭王”，手握兵权的魏冉，是秦昭襄王即位的头号功臣。
考虑到这层原因，宣太后（芈八子）、秦昭襄王后来对魏冉的倚重就情有可原了。公元前，刚刚即位不久的秦昭襄王任命魏冉为当时的最高武官——将军，主要职责是卫戍咸阳、应对那些潜在的敌对分子。
这一安排可谓神来之笔。当年，魏冉就以铁腕手段，平定了庶长壮及多位大臣、公子发起的叛乱，并且斩草除根、处死了所有试图挑战秦昭襄王地位的宗室，连秦武王的遗孀都被他驱赶回了魏国。从此，秦国内部再也没有“反对派”，秦昭襄王的地位安如磐石。
接下来的数十年里，魏冉积极配合宣太后、秦昭襄王的各项政策，冲锋在前、勤勤恳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年里，他竟先后五次被免除相国之位，这是什么原因？
秦昭襄王即位时年纪尚幼，宣太后掌握了大权。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宣太后把“相国”职位当成了一个工具，在不同时期配给不同的人。比如，目睹赵武灵王率领赵国走向强盛，宣太后就任命赵国派来的楼缓为相；东边的齐国如日中天，她便重金聘请孟尝君为相；而为了安抚那些投奔秦国的外来人才——客卿，她又把相位配给寿烛；为了帮助秦昭襄王培养自己的嫡系，她转而任命嬴稷发小向寿为相。
而在上述人事任免转换的空档期，一直由魏冉负责填补。因此，他仿佛就是个可有可无的工具人，视国家的需要五次被任命为相、却又五次被免。但他一直以大局为重、毫无怨言，竭力配合秦王母子。
并且，魏冉原本就是个出色的将领，在秦昭襄王年间，他军权在握，在这一领域的发挥越发出色，屡屡领率军攻城略地、为秦国的扩张立下不可磨没的功勋。
公元前290年，魏冉伐魏，迫使对方割地四百里；
下一年，魏冉攻取魏国河内地区，占领大小城邑共计60多座；
公元前275年，再次伐魏，击败前来救援的韩国将领暴鸢、斩杀四万韩军，随后击败魏国名将芒卯、包围国都大梁，再次逼迫对方割地求和；
下一年，为了报复魏国与齐国合纵，魏冉卷土重来，斩首四万魏军、夺取三个县；
公元前273年，魏冉与白起、胡阳攻打韩、赵、魏三国。华阳城下，秦军斩首十万人，夺取了魏、赵国多个地区；随后，魏冉又诱使赵国攻打齐国，把合纵搅得支离破碎。
更为难得的是，在为秦国开疆拓土的同时，魏冉还举荐了大批出色的军事人才，其中最杰出的自然就是白起。
公元前294年，魏冉出任秦相；下一年，他就举荐白起为将军、替代向寿领兵攻打韩国和魏国。伊阙一战，白起斩杀韩魏联军共计二十四万人，创造了战国以来的新纪录，还彻底扫平了秦军的东进之路。从此，白起就成了秦军当之无愧的王牌杀人机器，他打垮楚国、歼灭赵军主力，以一己之力加快了秦国削弱各国的进程。
然而，大部分人只看到白起的“杀神”之名，却少有人关注魏冉的“伯乐”之功。
虽然魏冉对秦昭襄王忠心耿耿，对秦国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在封建政治逻辑下，他的存在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功高震主”，引起了秦昭襄王的忌惮。而范雎的出现，则成了激化这一矛盾的有力推手。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废除母亲宣太后，把魏冉、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悉数逐出关中，彻底收回了王权。
至此，当初把秦昭襄王扶上王位、并在其后建功立业的太后一派彻底失势。但没人能否定他们对秦国的贡献，尤其是魏冉，他的存在，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对秦国稳定内部统治、加快对外扩张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魏冉，据《史记》记载:原为秦宣太后亲弟，在秦昭王初继位时因助昭王平定季君之乱为年少的秦昭王扫除宫廷内乱而名声大噪，后因秦昭王年少，宣太后亲自治理国家，而任命魏冉处理具体政务。后来被仼命为秦相又封魏冉于穰邑，又加封陶邑，是历史上有两个封邑的权臣，号为穰候。是当时秦国“四贵“之一。从他种种的事迹来看，笔者认为，此人既是能力超群的人，又一个贪婪成性之徒；既是功秦国功臣，又是秦国祸害。怎么评价魏冉这个人，他对于秦国的发展有什么贡献？
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这样评价魏冉穰候的：”昭王亲舅也;而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乡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贵极富溢，一夫开说，身折势夺而以忧死，况于羁旅之臣乎”译过来的意思是:穰候是秦昭王的亲舅父，而且秦国之所以能够向东扩大土地，削弱诸侯，并曾称帝天下，使天下之君都向西叩头朝拜，又是穰候的功劳。到他尊贵达到极点、富足超过限度的时候，一个普通人向秦昭王一开陈其利害，即刻就身遭屈辱、权势削夺，以至于忧而死，何况是那些寄居别国、无亲无故的外来之臣呢!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明了穰候是因贵极富溢的原故最后被身遭屈辱权势削夺后忧愤而死的，也确实如此，但是为何是这样的结果呢笔者在整理《史记》中的《秦本纪》和《穰候列传》得出笔者的浅见，魏冉严重地破坏了秦国的战时法治秩序和秦国战略实施方向所以他不得不被驱逐。
说到魏冉的功绩第一个就是拥立之功，没有魏冉的全力支持，秦国国君的位置就没有昭王什么事情了。秦武王举鼎而死之后，自己没有子嗣，因此王位就要在诸位兄弟中选出，秦惠文王的儿子很多，有能力有野心的也不少，因此竞争相当激烈。当时昭王并不占优势，因为他还在燕国当人质呢，基本上就只能当个看客，然后客死异乡。
正因为魏冉的军功不小，而且秦昭襄王的权力分散在了宣太后、魏冉等人的手上面。所以秦昭襄王不得不夺回权力来保宗室，所以范雎的到来就促使秦昭襄王真正掌了权，没有权力的魏冉也只能没有之前那么风光了。吕不韦当初就应该得想想他的前辈魏冉的下场，这种天堂地狱过山车般的下场。
魏冉知道，自己的命运早就和姐姐以及这个外甥绑在一起了。现在群臣里大多数人都反对由昭王赢稷继位，不过对于大多数大臣魏冉并不担心，因为那些人不过是跳梁小丑，左右不了大局。魏冉心里是有个名单的，这个名单里的第一个就是樗里疾，樗里疾是右丞相，号称智囊，且在赢氏家族里地位崇高他的态度至关重要。当初就是他鼎力支持赢荡继承王位，这次他会支持谁呢？
看到这里魏冉这个人作为秦国的相国，似乎十分完美，但是这里就要涉及到魏冉做这些事情的初衷了。他的初衷不是为了秦国的一统天下，而是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他不断的通过东征西讨积累战功、财富和地位，致力于对付齐国，很大的原因是自己的封地就在临近齐国的边界。占领了齐国的土地就可以纳入自己的封地，这不是谋国而是谋个人的私利。
随着秦昭襄王赢稷慢慢长大，这位舅舅越来越让他不放心了，但是赢稷是个韬光养晦的高手，没有把握他是绝对不会出手的，他一面培养自己的亲信，扶植自己的势力，一面等待机会。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制魏冉于死地的人范睢，建议撤去魏冉的相位，罢黜宣太后，把外戚的势力一网打尽。赢稷立刻采纳了范睢的要求，罢免了魏冉的相位，这是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了，因为魏冉再也没有重整旗鼓的机会了。
秦昭襄王是秦国在位时间最长最久的君王，一共是五十六年，但是秦昭襄王的母亲宣太后的执政时间就长达四十一年，这样明显的数字一提出来对比，就可以看出很多问题。宣太后当初在秦昭襄王刚刚继位时，以秦昭襄王年龄还小，不懂处理政事为理由，垂帘听政，是第一位以太后的称号把持朝政的女人。宣太后的这个理由听起来不是没有道理，加上朝中根本没人敢反对她，她可是有弟弟魏冉撑腰的人。于是，宣太后和魏冉就瓜分了秦国的政权，秦昭襄王手里反而没有什么权利。
魏冉在朝中位高权重，他的政治经验极其丰富，又是秦国数一数二的战将，立下了无数的战功。所以，秦昭襄王就算不希望魏冉把持朝政，也不得不忍着魏冉。直到他成长起来，启用了范雎，废了宣太后的权力，以及罢免了魏冉的丞相一职，才算收回了秦王的权力。
太史公司马迁对魏冉的评价是“魏冉秦昭王亲舅也。而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天下皆西乡稽首者魏冉之功也。及其贵极富溢一夫开说身折势夺而以忧死况于羁旅之臣乎。”一句话就概括了魏冉的一生。魏冉在秦国曾四任丞相，为何会这样呢？就是因为秦昭襄王总是想夺走魏冉的权力，但是在秦国遇到战争需要魏冉的时候，他又不得不重用魏冉。所以魏冉的官位总是起起伏伏。
魏冉一生都在保卫秦国，他为秦国立下了无数的战功，但是他拥有的权势和财富过多，导致君王排挤他，所以才会落得忧愤而死的下场。但是总结起来，魏冉不是奸臣，而是保家卫国的人，他也从来没有谋害过秦昭襄王。
魏冉本是楚人，因为姐姐芈月受宠于秦惠文王，才有幸进入秦国体制，凭借军功爵制以及自身作战勇猛，很快便成为秦军的佼佼者。秦武王四年(前307)，武王与孟说比赛举“龙文赤鼎”，结果大鼎脱手，砸断胫骨，气绝而亡，然而武王无嗣，于是在武王死后，诸弟争立，武王生母惠文后想立公子壮为王，芈八子则是想立公子芾为王。就在双方争执不下时，赵武灵王则迎立在燕国为质的公子稷为秦王，秦国群臣不愿意，迎立一位在赵国为质的公子为王，结果一定是秦国将受制于赵。唯独魏冉支持公子稷为秦王，因为魏冉掌握兵权，最终将公子稷接回了秦国，立为秦王，是谓秦昭襄王。魏冉这一举动可以说是奠定了秦国统一的基础，这位王不仅上承孝公、惠文王、武王之志，下启庄襄王、秦王政之盛世，是秦国历史上又一明君，当然魏冉并没有看到这一局面的到来。
魏冉有从龙之功，还手握兵权，又是秦昭襄王的舅舅，因此深受秦惠文王与宣太后的信任，秦昭襄王即位之初，“以厓为将军，卫咸阳”，魏冉也不负所托，“诛季君之乱，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诸兄弟不善者皆灭之，威振秦国”，初步帮助秦昭襄王稳定了统治地位，还加强了魏冉的声望，之后“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厓为政”，朝夕之间，魏冉便是秦廷上最有权势之人了。秦昭襄王在位七年后，秦之柱石，有“智囊”之称的丞相嬴疾去世，在一番博弈之下，魏冉出任丞相之位，听闻其在位期间，不仅手握重兵，他家的私财更是超过了王室，名副其实的权倾朝野、富可敌国。
魏冉顶着秦法的压力，举荐白起为将，因为“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白起不负重托，伊阙之战斩首魏韩联军二十四万人，此后白起高歌猛进，战无不克攻无不胜，从侧面上也可以说明魏冉识人之术很是高明。然而此时的魏冉已经有点功高震主的味道了，不知是他自愿还是秦昭襄王逼迫，“魏厓谢病免相，以客卿寿烛为相”，但第二年“烛免，复相厓，乃封魏厓于穰，复益封陶，号曰穰侯”，反复为相的魏冉也不再推诿，“封四岁，为秦将攻魏。魏献河东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内，取城大小六十余。”与初出茅庐的白起相比，魏冉文能封侯拜相，武能攻城略池，更有国士之风。
在白起征战略地之际，武将出身的魏冉也毫不示弱，在秦昭王三十二年(前275)进攻魏国，若不是魏国大夫须贾劝说魏冉放弃围攻魏国都城大梁，将祸水引向别国，不然很有可能将灭国之战提前上演。此后魏冉与白起又继续领兵攻魏或是讨伐赵韩，两人都立下赫赫战功，并称为秦国双雄也不为过。
魏冉掌权三十余年，在秦国早已取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位极人臣，本应该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一切的权势地位都是君主赐予的，当然也有收回的权利。但身居高位数年，自己不仅是秦昭襄王的舅舅，更有宣太后为自己撑腰，魏冉膨胀了，“苞河山，围大梁，使诸侯敛手而事秦”，让他看到了秦国的这样霸业正是自己所创下之时，他变得目中无人起来，还想借助秦军“欲伐齐取刚、寿，以广其陶邑”。这时有个自称张禄先生的魏人，讥笑魏冉竟然越过韩、魏等国去攻打齐国，自张仪后秦国素不喜说客，魏冉也没有在意，但没想到的是，这位张禄趁着这个机会劝说秦昭王剪除四贵，这位真名叫范雎的魏人言：“宣太后专制，穰侯擅权于诸侯，泾阳君、高陵君之属太侈，富于王室”，秦昭襄王幡然醒悟，不仅罢免了魏冉的相国职务，还责令他回到自己的封地去，不久魏冉“身折势夺而以忧死”，葬于陶邑，秦复收陶为郡。
魏冉之于秦国是功大于过的，仅凭他从龙之功这一点便能流芳百世，这一举直接为秦国百年奠定基础。不仅如此，他还多次入朝为相，举荐贤人，也能领军击败“三晋”和强楚，战绩卓著，威震诸侯，可谓是“文可安邦，武能定国”。尽管身居高位，但在后世中他的名气却远不如受他举荐而立下赫赫战功的白起，不过与白起同时代的人中也几乎找不出能与他并肩的第二人，魏冉也算“输”得不冤。
甘龙（生卒年不详），甘氏，名龙，秦献公、秦孝公之臣，战国时期秦国大臣。是《商君书》、《史记》、《战国策》均有记载的商鞅变法的反对派，是秦国的世族名臣。
嬴虔评价说：”甘龙者，双面老枭;公然反对变法，力主献公新政，这是其光明正大一面;政见之争，无人能问其罪，乱国乱政，部露声色，这是他阴鸷的一面。”那历史上真实的干甘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甘龙是个地地道道的老秦人，老世族，同时也是一个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在献公朝任上大夫，孝公朝任位列三公之首的太师。他不仅是老世族领袖又是复辟势力的中心人物，是整秦国变法的最大政敌。
认识甘龙，首先要了解甘龙与秦国老世族有不同的政治根基和主张;甘龙在政治根基与政治主张上，与老世族集团形成不一样。
甘龙曾在秦献公时期主长期领国并致力推行献公新政，有功业根基，是秦国功臣，他对秦国的贫弱是有清醒深刻认识的。而老世族，基本是承袭祖荫而得官得爵，这些老顽固以维护祖制传统为根基，至于秦国是否贫弱根本不关心。也是因为这，使得甘龙在政治主张、政治策略两方面与老世族有重大差别。
在政治主张上，甘龙在孝公前期也主张变法，但是他只主张推行献公新政，恢复穆公霸业，后期主张有度复辟。具体说，他的政治主张有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认识基础，承认秦国不推行新政会走向灭亡的事实;第二层面是治国主张，以恢复穆公霸业为目标，与秦孝公求贤令的初期目标相同，而不是全面彻底变法;第三层面，他支持变法，但是不能触动穆公祖制。
另外甘龙的政治本质他是守旧保守派，跟倒退复辟是不一样的。根据甘龙的政治根基、和本质上的政治主张，他的政治策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卫鞅入秦之前)，甘龙支持孝公谋求强国的举措，这是他支持新政期;第二时期(卫鞅变法之初)，甘龙各种试探观察商鞅变法，并告诉老世族宣布自己的底线，此为试探观察期;第三时期(卫鞅全面变法)，甘龙虚位，蛰伏不动静观其变，偶尔搞点小阴谋手段，以此来联络老世族，这是蛰伏阴谋期;第四时期(孝公死后)，甘龙立即跳出，联合嬴虔搬倒卫鞅，并要求新君恢复穆公祖制。
在性格上既支持强秦，又反对变法;既反对老世族倒退复辟，又要将老世族变为恢复穆公祖制的政治力量。甘龙是独立的政治派别，无论是变法势力还是世族势力，都是甘龙利用的棋子。甘龙不仅顽韧机变，又有强大的政治洞察力与策略应变力，甘龙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阴谋家，是古典政治中罕见的清醒的保守派领，《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等正史里均未记载其死因。
史记·秦本纪第五》：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为左庶长。其事在商君语中。
《商君书·更法》：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史记·商君列传第八》：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於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见於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甘氏出春秋时甘昭公王子带後(待考)。“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学者溺於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甘龙是秦孝公时代的臣子，他的后代甘茂、甘罗都成为了秦国的国相，得到了秦国君主的重用。他是秦国有名的世家贵族，也是反对派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反对商鞅变法，可是并没有什么用，但是他为何要反对呢？
商鞅变法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很有名，经过变法图强，秦国从一个边陲小国，一跃而跻身春秋战国四大强国之一。按理说，很多政治家应该都能够看到变法的作用，像甘龙这样家族世代从政的，更是能够看到这一政策的好处，为何他毅然决然的站到了反对变法的队伍里面呢？总之，这件事有很多需要人们去探索的地方。
商鞅的变法政策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持，但是一个政府，并不是君主想怎样就怎样的，世家贵族的权力同样很庞大，甚至可以左右君主的决策。商鞅面对的最强大的政敌就是甘龙，这个老人家是秦国的老臣，先上大夫而后太师，是实际上的世族领袖与复辟势力的轴心人物。若是变法这条政策能够通过，首先就得说服这位老顽固。
可是甘龙却并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他看不起商鞅，更对商鞅激进的变法策略感到不满，这不是小孩子过家家，这是政治，你一变法，你知道有多少人要遭殃吗？此时，秦国四周都是强国，他们就像是饿狼，一个个都虎视眈眈的盯着秦国这块肥肉，等着秦国内部出问题，然后趁机吞并秦国。若是变法出了任何差错，那就可能断送了先辈们苦苦得来的成果。
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时期，甘龙也是朝中的一员重臣，他在秦献公时期主持推行新政的大局，是整个改革势力的先行者和领导者。正是因为甘龙亲身经历过这种大型的彻底的改革变法，所以他十分清楚，这项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如今秦国的人力、物力，均还在那个承受标准的边缘徘徊，稍有不慎便会灭国。
秦国一向分为两派，一派是老牌势力，就是世家贵族，他们不支持变法，因为变法之后，他们的权力地位都将受到威胁。当然，这是出于利益方面考虑的。甘龙虽然也是世家贵族，但是他对秦国的贫富差距有着很清晰的认识，因此，他和世家贵族们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懂百姓们的贫弱，可是世家贵族却根本不关心这种低贱之人的生活，他们只想要利益而已。所以，甘龙在秦献公时期是主持变法的先行者。
可以看出，甘龙在任时，先是支持变法，但是不是无限的、深刻的变法，而是有节制、有范围的变法。后来，甘龙反对变法，他更偏向于复辟的那一类势力。而他所支持的复辟也不是完全的复辟，而是部分复辟。比较两种极端势力来说，甘龙属于中间派的。
有一天，秦孝公找到甘龙，他问他：“先生，我想在各国颁发告示，召集那些有才能的人，达到强国的目的，这么做是否可行呢？“甘龙一听，回答道：“好啊，这怎么不好啦，君主有这个强国的志向就是好样的，你放心，我会支持你的。“所以说，初期的时候，甘龙和秦孝公的目的是一样的，他们都希望自己国家强大起来。
甘龙的政治主张一是秦国不推行新政就会不断衰弱，甚至走向灭亡；二是以恢复穆公霸业为目标；三是不触动穆公祖制才可变法。
甘龙前期主张有限变法，后来又主张有度复辟。具体地说，甘龙的政治主张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认识的阶段，他承认秦国如果不推行新政就会日益衰弱，并且逐渐走向灭亡的残酷现实;第二层面是治国的主张，他以恢复穆公霸业为主要目标，与秦孝公初期的目标相一致;第三个层面，表明自己的变法底线，即不能触动穆公祖制。
在商鞅进行变法的时候，甘龙这个狡猾的老头子，为了不触怒圣颜，只好暗中观察变法所带来的效果，以及看它是否有违背祖制的地方。秦孝公一死，老头子马上就跳了出来，说是要停止变法，恢复穆公祖制。秦惠文王也不喜欢商鞅，就顺着甘龙的意思，派人抓捕商鞅。商鞅在秦国变法以后，秦国他是待不下去的，只能回到自己母国，最后商鞅被车裂了。
基于此等根基、主张与本质，甘龙的政治策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商鞅入秦之前)，甘龙支持秦孝公谋求强国的种种举措，此为支持新政期;第二时期(商鞅变法之初)，甘龙以多种方式试探观察商鞅变法，并对世族集团宣布了自己的底线，此为试探观察期。
第三时期(商鞅全面变法与甘龙虚位)，甘龙蛰伏不动静观待变，偶有阴谋秘密实施并与氏族集团保持特殊的联络方式，此为蛰伏阴谋期;第四时期(孝公死后)，甘龙果断跳出，主导恢复穆公祖制。
是从甘龙的政治才能与精神性格，表现甘龙的顽韧机变。甘龙的政治才能，集中体现为政治洞察力与策略应变力。切忌将甘龙简单化为不学无术的阴谋家。甘龙的秉性精神，言行表现为阴沉，精神表现为顽韧。所谓顽韧，便是巨大的精神忍耐力。甘龙之忍耐与嬴虔之忍耐不同，甘龙是清醒冷静的自觉忍耐，嬴虔是心怀冲突的痛苦忍耐。
甘龙是秦国世族大臣首脑，早在秦献公时期，甘龙就位居于上大夫职位，协助秦公处理国政。献公时期，秦国与魏国不断爆发战争，作为上大夫的甘龙，也是任劳任怨，他主持秦军后方粮草，并为秦军取得少梁之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甘龙在献公时期种种做法，似乎并没有顽固昏聩的表现，那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与秦公背道而驰的呢？
甘龙与秦公的直接冲突就发生于商鞅赴秦后，商鞅是法家代表人物，故而，他所主持的变法皆依照法家之论而实行，因为商鞅崇尚法制，且肆意剥夺世族的世袭权利，最终便引起了甘龙的不满。因为理念上的差异，再加上商鞅剥夺甘龙特权，遂造成了世族与变法派格格不入。按道理，像甘龙这样的股肱之臣，本应该能够理解秦公富国强民的做法，可惜甘龙却并没有那么想，出于私心，也出于篡政的野心，甘龙最终走上了复辟的不归之路。
一直以来，甘龙都崇尚以王道教化秦国，不管是秦出子在位，还是献公在位时，其也一直为秦公灌输这种思想。其王道理论就是要秦公遵循礼制，实行井田制，并止兵息武，这种策论完全和战国时期的态势背道而驰，故而献公、孝公等虽然起用甘龙，但并没有给他实际上的权利。
献公在位时，甘龙实际已经与秦公产生了矛盾，只不过由于君臣上下关系，甘龙才没有对献公下手。后来孝公继位，商鞅赴秦，这种矛盾冲突便从阴面转为了明面。王道和法制相背，导致了甘龙和孝公、商鞅根本对立，孝公在位时，甘龙尚不敢犯上作乱，但随着孝公去世，世族大臣便蠢蠢欲动。
二十多年的隐忍，就是为了复辟王道，甘龙所谓诛杀商鞅也是出于这一层原因。甘龙深知，商鞅不死，王道礼法就无法在秦国大规模展开，只有诛杀了商鞅，才算是铲除了变法派的根基。甘龙计谋深远，可惜的是，他终究算不过秦王，商鞅死后，秦惠文王嬴驷继续遵循法治，世族大臣见秦君态度坚定，遂秘密起兵反叛，秦惠文王趁机一并将他们诛杀，于是，秦国所谓的守旧派才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舞台之上。
甘龙之所以致商鞅于死地，就是因为商鞅变法损失了他的特权利益，因为其的王道主张始终得不到秦公的承认，甘龙才选择铤而走险。史书上并没有记载甘龙最后的结局，就算在秦惠文王处死世族大臣的时候，也没有提及甘龙最终的结局，故而，由此可以推断，甘龙应该没有死于政变之中。
关于商议诛杀商鞅的重臣中，的确有甘龙的影子，不过，其毕竟是幕后主使，并没有抛头露面，所以据此可以推断，甘龙并没有直接参与对商鞅处以车裂刑法的决定。商鞅之事后，甘龙便消失在了史籍当中，故而，甘龙死于世族政变的说法也不成立的，甘龙这样一个重臣，秦君不可能轻易诛杀，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善终，这或许也是甘龙最好的归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