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谕再次前往上海时，胡适同行，他要继续前往杭州养病。

　　火车上还有英国公使馆参赞哈丁及日本公使馆参赞佐分利贞男。

　　佐分利贞男说：“胡博士，芳泽公使已经看到您那篇关于对日关系的演讲，他非常欣赏。”

　　胡适说：“我也是受到日本学术圈‘中日互助’的思想所启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更加深入交流的领域。”

　　佐分利贞男说：“请胡博士赐教。”

　　胡适说：“现在的中国，充斥着对日本的排斥思想。如果日本人想要真正达成‘中日互助’，就应力求使中国人懂得日本文化。因为中国留学日本的学生虽然是最多的，却没有几人能像周作人先生那样真正赏识日本的核心文化。这就是中国人排日的一个根本原因。假如留日学生中有一百个周作人，那么中国人便不会再排日，中日也会亲善。”

　　“胡博士真知灼见！”佐分利贞男大为赞同，旋即叹道，“可惜日本教育界没有太大话语权，影响不了日本的政策走向。”

　　李谕听完胡适的话从鼻子里冷哼了一声，佐分利贞男耳朵和狗一样灵，竟然听到了，于是说：“院士先生有高见？”

　　李谕说：“如果在国耻日说出这些话，中国的大众可不会同意。”

　　佐分利贞男是个政客，立刻说：“我们要向前看，不要总是着眼于过去。”

　　他这话还不如放个屁，向前看？日本侵华？

　　胡适也摇头说：“两年前，我曾在清华举行了一次演讲，题为‘废止国耻纪念的提议’。那是我第一次在演讲台上聊政治，当时我就说，不要因纪念过去而忘记了现在；而且对外的纪念不如对内的努力。可惜没有多少人理解我的苦心，台下的学生嘘声一片。”

　　李谕问道：“胡博士，您就没有仔细想想为什么台下嘘声一片？为什么不能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胡适说：“我当时只是觉得这篇演说似乎不太受欢迎。”

　　幸亏不受欢迎，也不可能受欢迎！李谕心想。

　　“胡博士，我劝您还是多研究研究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然后再去谈政治，”李谕说，“或者最好少谈政治，任公就是最好的例子。如今任公已经不再趟政治的浑水。”

　　胡适最多就是个文化人，压根没搞政治的本事。要是他从政，到不了日本侵华，就会把东北送给日本以求所谓的“中日亲善”。

　　三十年代他就是那么给蒋校长建议的，还想做驻日大使……

　　当然，蒋校长不可能听他的。

　　佐分利贞男却说：“贵国的政坛上军人太多，我们一直认为，多一点胡博士这样有文化的人将更好，我们与贵国的谈判也能顺畅很多。最少他不会像段祺瑞、曹锟这些军人那样滑头。”

　　李谕淡淡一笑，打住这个话题：“政治上的事，你们还是自己努力吧。”

　　说起来，这个佐分利贞男挺搞笑的。

　　之前段祺瑞不是搞了个“西原借款”嘛，数额庞大，1.45亿日元，相当于一半多的马关条约赔款。

　　段祺瑞借到钱后，没多久就下台了，后面的各届政府都不认这笔借款。

　　日本就让佐分利贞男去讨债，那时他已是驻华公使。

　　佐分利贞男先找段祺瑞，段祺瑞两手一摊：我都下台了，说话不算数！

　　佐分利贞男又去找担保人张作霖。张作霖一个土匪出身的，怎么可能从他嘴里扣出一个子儿？

　　果然，张作霖直接耍“无赖”，说自己压根不知情，担保？你有白纸黑字的协议吗？担保个巴子！

　　北伐胜利之后，佐分利贞男又找老蒋讨债，还带了当年段祺瑞签的几份密约。

　　老蒋对此大摇其头，说当时孙先生就拒绝承认，而且发过声明，北洋政府所欠外债与南京方面无关。

　　老蒋这句话说得没啥毛病，从法理上讲，日本确实不占理。

　　但佐分利贞男是个狠人，不还钱是吧？行！老子上吊给你们看！

　　额，佐分利公使没说大话，他真的上吊自尽了！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因为讨债而死的高级外交官。

　　英国参赞哈丁说：“总谈政治确实没什么意思。之前我与本国几位教授聊起一个问题，没有聊出结果，我想问问两位，就是，中国这一千年来何以退步到这个样子？”

　　胡适说：“我不认同哈丁参赞的话，中国的进步其实很多。”

　　哈丁说：“难道清朝的文化比盛唐还要强？”

　　胡适说：“自然！唐朝的文化被史家过誉了，尤其是外国学者。而正是唐朝以后的文化被过度污蔑，导致大家都以为唐朝以后中国没有进步。总体而言，清代的学术是足以压倒千古的。”

　　这些话胡适在很多场合都进行过阐述，包括清华、协和等名校的演讲。

　　哈丁说：“胡博士倡导的不是新文化嘛？”

　　胡适说：“没错，但这是两码事。我们自然更应该追寻伟岸的西方文化，学为己用。”

　　从胡适的话里，就能听出很多矛盾。

　　毫无疑问，胡博士是非常崇尚西方文化的，尤其欧美，他对日本可能还不是很看得上。

　　而另一方面，胡博士又因为学问的问题，离不开中国的文化圈，这就导致他不可能融入他心中的“世界中心”。

　　用傅斯年的话说：胡适在安身立命之处，仍是传统的中国人。

　　所以就导致胡适很像一个“外国传教士”。

　　记得鲁迅在一本书中评价：“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你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

　　这句话非常适合一些中西之间的边缘人。

　　他们虽然在中国总是说西方好，俨然西方的代言人；但西方人却并不将其视为同类。因此世界主义者胡适进不了他的“世界”的中心。

　　到了50年代胡适有点落魄时，唐德刚先生曾建议哥伦比亚大学的领导聘用胡适教汉学研究。

　　哥伦比亚大学是胡适当年读书的地方。可对方却微笑一下反问了一句非常酸的话：“胡适能教些什么呢？”

　　那种对胡造敬而远之、其实也不十分看得起的意思在微笑中表露出来，别有一番滋味。

　　唐先生喟叹：“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并没有像北大那样把胡适看成胡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