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在夏天脚步后面的，是秋天。

　　这个秋日午后，坐在门前的石凳上，梁晓刚静静地望着街道对面。

　　隔着一条四五米宽的街道，对面依然是老式瓦房。整个屋顶大致呈三角形，只是，看在眼里的，是一个后高前低的斜面。太阳稍稍偏西了，透亮的阳光下，瓦片上升腾起的丝丝缕缕的尘埃，恍如氤氲的薄雾：人们常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或许也只是人云亦云罢了。其实，在我们这里，无论是粮食还是经济作物，无论是蔬菜瓜果还是花鸟虫鱼，夏天都远胜过秋天。要说多，秋天恐怕只是多几片落叶而已。大概，夏天多的是滴落的汗水，闷热的天气，狂暴的风雨，人们才会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她。

　　收获，是和劳动连在一起的。

　　哦，随着时代车轮的向前，生产队时代的劳作，渐渐只剩下些许模糊的记忆了。比我大上好几岁的人，还能“有幸”帮着大人，给队里做一点积肥、放牛、烧草木灰之类的活路，到时拿点公分。我和同龄人，只是隐约知道有记工分的说法而已。和工分沾点边的，或许只是在队里掰花生。我们第十生产队的仓库，就位于龙潭东北二三十米处。那几间仓库的正前方，是队里的地塘（晒谷场）。临近春节，也就是平时所说的农闲时节了，队里就要开始组织掰花生了。从地里收回的晒干了的花生，农活忙的时候，就躺在仓库里休息。快过年了，也就开始跟主人见面了。掰花生，很简单，就是掰掉花生壳，留下花生米。这样的活路，对脑力和体力的要求都不高，可谓老幼咸宜妇孺皆知。那几天里，仓库里、屋檐下、地塘上，满是三五成群的劳动者。这时候的风，颇为知趣，只是轻轻吹拂着，倒像是给人们提神醒脑。掰下的花生壳，就地焚烧，于是，一时间，四下里飘着淡淡的清香，也不时夹杂着一丝焦味。或许，她不想花香那么醉人，倒也是纯纯正正的人间烟火。

　　最兴奋、最欢快的，就是我们这些少不经事的孩子了。小兔子似的、小麻雀一般，东窜西走着，趁大人不注意之时，就拿过一两颗花生，边走边掰边吃起来。当然，花生也是不能多吃的。一般情况下，每领到一斤花生，就要上交近七两花生米。也就是说，大致上按七成算。吃得太多了，所上交的花生米，就太离谱了，这可不好交差。因此，比较合适的做法是，各处拿一两颗，不要太显眼。自然，这时候的大人，多半也是比较宽容的，毕竟，嘴馋了，吃几颗花生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干活儿，也叫做活路，也习惯说是做吃。做吃做吃，做了就要吃，甚至也说得上是天经地义。生产队时代，生活是艰苦的、穷困的，即便是在寒风刺骨的日子里，打赤脚上学的人，也屡见不鲜啊。有的同学，脚上裂开了口子，一眼看上去，倒像是在看一眼眼深不见底的枯井；而“枯井”外侧的那些血红的印子，时常让人不经意间打个寒战。这样的日子里，谁不曾盼望着和煦春风的到来呢？

　　这种时候，大人们时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超支。

　　超支，大意是说，某一家人的支出，超过了收入。打个比方说，某家人一年到头需要一千五百斤粮食，而他家的工分折算起来，只值一千二百斤；也就是说，到时要“超支”三百斤！一年到头忙碌下来，居然填不饱肚皮！这，真不知该如何解释了。于是，绝大多数家庭，都有那么一些日子，需要靠红薯芋头之类的杂粮来充饥。

　　没漂过的木薯，是不能吃的。

　　一天下午，一位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别班的同学，放学后回到家。那时候，他肚子也饿了，就揭开锅盖找吃的。碰巧，锅里满是煮熟了的木薯。正所谓饥不择食，也来不及多想，他就吃起那木薯来。他的父母收工后回到家，见到了命在垂危的孩子。后来，没能救活。原来，这没漂过的木薯含有毒素，父母一时的疏忽，断送了一条小生命。在另一个世界里，这样的悲剧，不会再上演了吧？那位同学，在另一个世界里，你还能再背着书包上学吗？

　　跟几个好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的母亲，时常跟他们说起“乔伯”来。

　　我母亲说：“美香婶，那时种菜卖菜的事，你还记得吗？”

　　美香婶回答道：“记得，怎么不记得？不种点菜，连油盐都买不起了。唉，那个时代的人，太爱扣帽子了，什么草啊苗啊，我一直都弄不清楚——”

　　“是啊，我只懂得，”一旁的张伯妈插话道，“生活就是柴米油盐，西北风可喝不饱啊。那时候，我们几个女人婆，忙完生产队的活路，还得偷偷种点菜。明明是自己的菜，大白天不敢去，只能夜里悄悄去。捡好了菜，又不敢在本地卖，只能到十多里外的太阳村去——”

　　我母亲接口道：“半夜三更的，到了乔伯，人也累了，就在那儿歇一下——”（当时我想：这乔伯，应该是一个地名吧？可是，这地名，我怎么从未听说过呢？）

　　美香婶微微一笑：“这乔伯，为人蛮好的，招呼我们坐上几分钟，还倒水给我们喝。好几年过去了，也不知道他现在怎样了？”（我一惊：这话里，乔伯明明是一个人嘛。这，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张伯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这乔伯，也快退休了吧？一个扳道工，地位比我们高多了，可是一点都不摆架子，难得的好人啊！”

　　我母亲说道：“到了乔伯，路算是到一半了。歇了一阵子，就听见鸡叫头遍了，为了忙队里的活路，又得赶路了——”

　　“是啊，卖完菜，还要赶回来做活路。再回到乔伯时，他也下班了——”

　　“大概，他专门值夜班。”（我越听越糊涂了：这乔伯，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地名呢？）

　　有一天，和母亲交谈时，我试着问起这个问题。

　　母亲微微一笑：“乔伯，就是铁道口的一个值班工人，他姓乔。后来，我们也习惯把他值班的那个地方，叫做乔伯了——”

　　原来，乔伯既是一个人，也是一个地方。

　　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我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居然“发明”了一个地名。对此，我该说些什么呢？这样的地名，其实，别人也没必要知道的啊。或许，这“乔伯”的故事，将成为她们心中永远的记忆。

　　...